这些特派员有的代表中央，有的代表湖南省委，但由于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其中三位对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其消极和破坏性的作用，甚至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1927年秋收起义后，主席毛泽东与卢德铭率领仅存的九百余人向江西转移途中，指挥官卢德铭壮烈牺牲。
卢德铭牺牲后，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和副师长苏先俊先后叛变，二人在工作中公然顶撞、嘲弄主席，表现出极度不配合的态度。
当时，余洒度和苏先俊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老毛不过是一介书生，手里拿着三国演义，想来指挥我们，没门！”
（注：余洒度于1931年叛变投敌，并因贩卖违禁品被国民政府枪决；苏先俊于1928年叛变，1930年被红军俘获后公审处决。）
鉴于二人倚老卖老，公开挑战领导权威，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部队的战斗力和生存安全。主席果断决策，迅速提拔一批年轻干部稳固基层部队。
因此，伍中豪、何长工、罗荣桓、朱云卿、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曾士峨等一批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才俊，迅速被委以重任，补充到营、连、排的干部骨干中。
在这些年轻干部的带领下，这支人数不足千人的革命火种得到有效巩固和发展，最终建立了坚实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当主席的部队刚在井冈山站稳脚跟时，远在上海的中央派来了一位标榜“言必称苏联，行必讲进攻”的特派员周鲁，来接管指导井冈山的革命工作。
1928年3月，周鲁刚到井冈山便召开会议，传达了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错误地将主席领导的湖南秋收暴动评为“失败”，并严厉批评其为“游击主义”和“流寇作风”。
周鲁代表中央对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秋收起义部队提出了苛刻批判，并在会议上声称：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贯彻‘使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然后强迫其革命’的政策。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不执行中央关于进攻长沙等大中城市的指令，反而擅自率兵转移井冈山，临阵退缩，完全违背中央战略，是典型的军事投机错误。”
当时环境恶劣，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靠背诵记忆。周鲁在传达中央对毛泽东的纪律处分时，误将“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
在会议上，周鲁要求主席立即带队下山，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暴动后向井冈山方向撤退的部队会合，并立刻发动攻打长沙等大城市的行动……
主席同意两军会师，但反对以弱击强，耐心地解释利害关系，强调红军力量薄弱，贸然进攻大中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而，周鲁却以违抗中央命令为由，当场解除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另行成立“军委”，并制定了所谓“向敌人心脏挺进”的战略计划。
迫于无奈，刚刚进入井冈山的部队只得服从命令，大部队撤出井冈山。
在周鲁亲自率领工农红军第一师向湘南进军的一个多月内，国军趁虚而入，攻占井冈山，井冈山失守，随之爆发刀光剑影的惨烈战斗，许多党员和农运干部惨遭杀害，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被严重破坏，大小房屋三百余间被焚毁……
周鲁本人也因战斗中骑的马受惊，惨被拖死。
这场惨败史称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三月失败”。
1928年4月28日，主席与朱德、陈毅部队在宁冈县龙市镇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
刚刚从周鲁折腾的阴影中恢复元气的朱毛红军，又迎来中央派来的另一位特派员杜修经。
杜修经眼见合编后红军力量增大，兵力和资源增多，便对红军实力产生了过度自信。
刚到井冈山，杜修经像前任一样召开会议树立个人威信，会议上他竟命令红四军向湘南进军攻打郴州，并发出极其错误的指示：
“今后红四军必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配合，推动湘赣边割据以及中央指示的赣边和湘粤大道割据计划。”
主席对此深感痛心，但因无力阻止，只能代表红四军军委向湖南省委呈报，详细阐述红四军不宜进军湘南的六条理由。然而湖南省委仍坚持“左”倾冒进的错误决策，导致红四军遭遇惨重失败。
此次战役中，朱德、陈毅部队几乎全军覆没，29团被打散，仅余二百余人，28团也陷入失败阴影，军心动摇，撤退至桂东沙田一带徘徊不前。
红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时，蒋军及地方民团乘机侵占井冈山各县城，焚烧村庄，屠杀干部和群众，暴行惨无人道。
因调兵攻打郴州导致后方空虚，井冈山许多村庄遭到国军屠杀，红军伤员与无辜百姓死伤无数。
杜修经本人负伤，差点被蒋军杀害。晚年他对当年错误决策深感悔恨，终生抱憾。
这次惨败被史称为“八月失败”。
井冈山的苦难并未结束，继任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随后抵达。
1929年4月3日，刚刚从苏联军事学院学习归来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往红四军。
刘安恭是朱德在德国留学时的同窗，南昌起义后赴苏联深造，带着军事才干归来。
但他不熟悉国内复杂的敌我形势，抵达红四军军部后，自视甚高，全面否定主席对红四军的领导，迫使主席离开军队，转至闽西特委从事地方工作。
刘安恭一心想通过一场大战成名，亲率两千红军跨省南下广东打东江，结果惨败，二千红军战士血洒疆场，刘安恭本人战死沙场。
1930年12月16日，蒋军集结十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国军第十八师师长中将张辉瓒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12月29日，张辉瓒在万功山兵败被俘。
张辉瓒与主席曾是旧识，被捕后对主席说：“润之，你别杀我，我有钱，我会让老婆拿钱、医药和武器来换取我的性命。”
主席笑着回应：“我不杀你，红军从不杀俘虏。”
作为江西省主席的鲁涤平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联系红军，提出交换条件：
“南昌行营愿向红军捐赠二十万现洋、二十担医药，并释放一百多名关押的共产党员，提供装备五千余人的枪械弹药，以换取张辉瓒。”
主席和朱德同意了这一条件，但正在谈判之际，刚从上海回到苏区的江西省行政委员会书记李文林下令：立即斩首张辉瓒！
主席和朱德据理力争，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盛行，在会议表决中成为少数派。
张辉瓒被公开斩首，李文林甚至命令将其头颅装入竹筏放江示众。
张辉瓒遇害后，鲁涤平展开疯狂报复，军警在江西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还将南昌下沙窝监狱中准备交换的百余名共产党员装入麻袋，活活淹死赣江。
党和红军形象被污蔑，蒋军高级将领此后宁愿战死或自杀，也不愿降服。
对此，主席专门在会议上总结教训，严厉指出杀俘虏的严重危害！
他亲自制定了“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纪律，逐步形成制度，最终演变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事例仅是红军早期的几段插曲，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一次又一次证明：主席总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后来遵义会议，主席力挽狂澜，成功扭转中央红军的危局，众所周知的红色革命故事这里不再赘述。
时间来到1946年……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记载：
“四平保卫战失败后，主席思考了整整三天三夜，究竟是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还是重新坐下来谈判。”
2003年，经中央批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公开大量历史资料，揭示许多历史真相，甚至颠覆了过去几十年人们的认知。
这些真相再次展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极端不利形势下，一次次高瞻远瞩，力挽狂澜的卓越领导力！
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东北民主联军放弃四平，杜聿明集团紧追不舍，林彪接连失败，最终退守松花江，南满基本失守，北满危在旦夕，甚至做出最坏打算——放弃哈尔滨，进入山区打游击。
主席反复权衡，思考三天三夜，决定是彻底决裂还是和谈。
最终，主席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准备开战！
但在党内，几乎无人相信在当时条件下能战胜国民党。
适逢其时，李富春和黄克诚向中央呈交了一份长报告，摘录其中三段：
“二战后苏联损失惨重，正在恢复，无法立即支援我们……
国民党得到美国大力支持，军力强大，我们经过四平一战，必须清醒认识，目前实力不足以与国民党抗衡……
因此，我们应忍耐积蓄力量，等待国际局势成熟，再进行反攻……”
李、黄的报告代表当时党内高层普遍观点，即“打不赢，不如坐下来谈判”。
主席的决断，在党内属于极少数派，这样的情况在他革命生涯中多次出现。
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回应解释：
“已详阅李黄同志报告，内容真实，但有一缺点，低估了蒋介石的困难。二战后国际进步力量非但未减，反而增强。我们若坚决斗争，比退让更有利。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这封回信后被收录于《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主席分析蒋介石的三大困难：
1、抗战刚胜，蒋介石首要任务是恢复沦陷区，要接收一个又一个城市，重新建立政权，短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